辽宁都市报 着力提升农村治理水平与能力，是党二十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部署。在传统乡村治理范式中，以刚性治理范式为主导，尽管其高效有力，但其手段存在局限性。乡村柔性治理范式在治理方法、价值理念及成效方面具有现实必要性和价值合理性,深入优化“以柔克刚”，提升乡村软权力的治理效能，构建开放、包容、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是中国特色治国理政体系的基层场域，是推进国家治理高效能的基础性工程，是深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环节，亦是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温度的“神经末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脉定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三大重点之一，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勾勒了秩序图景，指明了努力方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在乡村振兴背景新征程下，治理模式选择与成效深刻影响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刚性治理可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公平化，但仅依靠于此难以完全破解复杂的乡村治理难题，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的发展思想，以“以人为本”的柔性治理范式成为了基层治理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模式选择，既是基层治理创新、健全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面向，是激活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均衡发展、促进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乡村柔性治理的概念界定
纵观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帝制时期的“县政绅治”到建国后的“政社合一”，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等几个阶段，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进程与社会良性互动，以确保党的方针政策有效执行、国家意志精准转化，基于“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转变刚性治理模式，探究契合乡村社会情境的治理模式，激活内生性治理空间和力量成为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重要议题。柔性治理的概念是柔性管理与治理理论的有机结合，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提高柔性化治理和精细化服务水平，随后，柔性化治理成为现代城市治理的新趋向。乡村柔性治理是政社良性互动下的内生性培育，对传统刚性治理范式的补充和超越，打破了刚性管理中政府的一元化，凸显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因其内在治理价值的前瞻性和创新性，以人为核心是柔性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张采用非强制性手段处理乡村公共事务、赋能乡村治理效能，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最终目标。
二、乡村柔性治理的重要维度
1.乡村柔性治理的权力维度：基层政权的公共性重塑乡乡村威权治理依靠国家的专断性权力，构成了基层治理
的深层次难题，导致政社互动失衡的现象，同时，基础性权力弱化直接影响国家现代化政权建设中国家权力未能真正渗透社会，建构乡村柔性治理范式的框架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优化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的进程，是助推村社善治的必然要求。
2.乡村柔性治理的话语维度：底层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建构
维护底层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是乡村高效治理的底层逻辑，乡村社会刚性治理思维根深蒂固，农民话语权主体意识的缺乏及表达能力的欠缺，极易出现“官利”代替“民利”。乡村柔性治理模式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以各利益方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为基础，在乡村系统中的输入环节中疏通堵点、破除痛点、解决难点，构建底层弱势群体的“软权力”，更好地践行民主权利，强化农民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输入的影响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社互动。
3.乡村柔性治理的技术维度：智慧化治理技术创新
治理技术与权力高度耦合的治理范式，既能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又能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乡村柔性治理可运用其技术化特点如情感治理技术、心灵治理技术、缘清治理技术等实现乡村基层治理落地见效，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发展，数字技术赋能与乡村柔性治理的复合，治理手段更加人性化、多元化，形成数字乡村“上下共治”的治理有效新局面。
三、深入推进乡村柔性治理的现实困境
1.刚性治理范式根深蒂固，民主协商机制尚不健全
一方面，受历史传统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乡村社会长期依赖于乡规民约、宗族制度等非正式制度进行自我管理，逐渐形成隐形的“刚性”治理范式；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着主导性作用，通常采取较为刚性的行政手段以确保政策秩序的执行和维护，个别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存在严重的张力，“村务乡治”被“乡政村治”取而代之，制约乡村软治理的开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三治”融合治理模式提倡乡村社会搭建“说、议、办、评”的民主协商机制，但受诸多因素影响，乡村民主协商存在协商议事低效、主体代表性不足等弊端，当前乡村协商民主的创新机制过多依赖于地方政府，以至于新设的制度规范处于零乱的碎片化状态，难以汇聚乡村软治理力量。
2.乡村政社互动失衡，内生动力不足
受传统乡村治理范式的制约，行政威权主导的刚性治理范式在维系乡村公共秩序时因过度强调治理手段的强制性而导致政社互动失衡、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一是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脱节。中央或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致使政策在落地实施中与乡村的具体需求不匹配，从而造成政社互动的失衡。二是资源分配不均。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可能导致某些地区或群体得到的支持和投资不足，阻碍地区发展动力。三是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的不足会限制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联系，进而影响内生动力的培育。
3.乡村公共精神匮乏，社会资本薄弱
一方面，在乡村治理范式中，部分村民缺乏主人翁意识，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热枕和动力严重不足，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等问题上，部分村民未能充分认识到集体利益的重要性，存在过度强调个人权益的行为。另一方面，乡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的村庄基础与内生力量，由于乡村社会中的利益分化与价值背离加剧，乡村选举不够规范等原因，村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基础逐渐弱化。
四、深入推进乡村柔性治理的实践路径
1.强化基础性权力建设，重构刚柔双向治理路径
一是以柔性治理弥合强制性权力弊端，强化基础性权力建设。强制性权力的治理成效显著，但村民在高压下会产生抵触情绪，激活柔性治理范式，采取非强制性策略如民主协商、公开选举等方法，深化基础性权力建设。二是转变权威主义理念，重构刚柔双向治理范式。在乡村治理“放管服”体制改革中地方政府应转变权威主义理念，转变“划桨者”为“掌舵者”，实现“刚柔共治”双轨治理，灵活运用软法规范，充分整合、运用柔性资源，打造软实力品格，提高柔性化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
2.优化政社良性互动，重塑乡村内生动力治理路径
一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乡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建设，提升其服务功能和治理能力，确保其在政策传达、民意收集和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提升透明度和问责制。确保乡村治理的透明度，公开村务信息，加强问责制度，让村民能够监督基层组织的决策和执行，实现政社良性互动。三是优化资源均衡分配。确保乡村资源公平合理地分配，避免资源过度集中，促进乡村内部各区域的均衡发展，四是引入外部资源。鼓励外部资金、技术和人才进入乡村，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五是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增强乡村居民自我发展能力。
3.培育乡村公共精神，构筑“乡土文化引导型”治理路径。
一是夯实柔性治理的道德基础。加强乡村居民思想道德建设，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德法并举，为柔性治理保驾护航。二是厚植乡村的资源价值。充分挖掘乡村原有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及文化资源等方面的价值。培育乡村精英和带头人，充分整合以“中坚农民”为核心的乡村精英的力量，强化柔性治理，带动资源整合。三是服务惠民，构筑“公共服务保障型”治理路径。引导群众广泛自觉参与村内事务管理，有的放矢提升乡村治理“靶向力”，实现乡村治理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发展成果村民共享。
作者单位：沈阳城市建设学院管理学院
作者：李佳、秦丽、姜文雯、毕长春